原標題：林紹綱35年目睹文壇：曾表面風平浪靜暗地裡鬥爭不斷
雖然作協總是風浪不斷
但生活待遇一直很高
即便在三年困難時期也一樣
林紹綱：
35年目睹之文壇現狀
本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36期《中國新聞周刊》
1956年6月的一天，28歲的林紹綱從中南大區文化機關調進中國作傢協會，來到北京市東總佈胡同22號報到。
從此，除瞭“文革”中一個短暫時期，他從未離開作協，直到1991年退休。
“過去的文壇和現在不同，常常表面風平浪靜，暗地裡鬥爭不斷。而我這一生，就為這些文壇大傢服務瞭。”
東總佈胡同22號
每天早上8點，林紹綱騎著自行車準時到達東總佈胡同22號的作協大院。中國作協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全國文協”，1953年改為現名。
從紅漆大門進去，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豪華三進院落。穿過前院迎面假山中間的月亮門，是一座四合院，七間北房，東西各四間廂房。再後面是一個種滿花草樹木的院子，主樓是一座綠色琉璃瓦頂的三層樓房。整個院落由木質雕花回廊連接。
北洋軍閥時期，這裡是北寧鐵路局局長的私宅，日本占領時期成瞭日本憲兵隊司令部，抗戰勝利後又成為國民黨“勵志社”的所在地。因為當年鐵路局局長在這裡自殺，這座大院被人稱為北京“四大兇宅”之一。
當時，東總佈胡同22號既是作協機關所在地，也是一些作協領導和作傢的宿舍，艾青、陳企霞、邵荃麟、張天翼、沙汀、嚴文井都住在這裡。大院裡，大傢都以“同志”相稱，不稱呼職務。
作協機關除擔任行政職務者之外，還有專職寫作的駐會作傢20多人，周立波、張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羅烽、艾蕪、趙樹理都在其中。
駐會作傢的待遇很高，文藝三級就相當於正局級幹部待遇。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為文藝一級，政治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級（劉白羽等作協領導為行政八級），工資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行政八級200元）。
那時，稿費學習蘇聯，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傢一部長篇小說可以拿到五六萬甚至七八萬元的稿酬。當時北京一個小四合院房價就一萬多，趙樹理、丁玲、楊朔、蕭殷等幾位作傢都買瞭房子。艾青的稿費比較高，一發稿費就請大傢吃飯，一桌也不過百八十塊。不過，普通作傢一本書的稿酬很少上萬的。
駐會作傢出差和深入生活的一切費用，都由作協報銷。創作期間生活上遇到困難，可向作協的創作委員會申請創作基金。但這種情況較少，作協當時的財政也並不寬裕。
頤和園的雲松巢是中央特批給作協的創作休養地，隻有幾間房。丁玲曾在那住過一段時間。1951年夏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羅瑞卿陪毛澤東來雲松巢看望瞭她。另一處休養地是北京西山八大處的證果寺，這是北京市無償劃撥給作協的。禪房被改成單間宿舍，供作傢寫作、休養。
1955年之前，作協有一段比較寬松的時期。作傢不坐班，每周隻參加三天半的政治學習。周六晚飯後，文藝界的人愛到22號院來，交流文學藝術，討論新聞時事，唱歌、下棋、聊天。
早些年，創作委員會每周最少舉辦兩次作品討論會。後來運動多起來，也會間歇舉辦。作協主席茅盾很喜歡參加這個活動。老舍掛名作協副主席，但行政關系在北京市文聯，隻是偶爾來參加。有一段時間，老舍和曹禺都是作協書記處書記，關系看起來格外好。老舍常常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搖著折扇走進會議室，跟大傢打招呼，有時還會做個鬼臉。他喜歡和曹禺開玩笑，一句一個“傢寶”：“傢寶，你還記得那年我們相約去看曹雪芹紀念展你遲到的事嗎？”
1957年初，作協機關搬到王府大街64號，東總佈胡同22號院改為用來存放圖書和招待賓客。
作協領導
林紹綱調到作協時，邵荃麟是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郭小川為副書記（後任命嚴文井為副書記）。郭小川兼任作協秘書長，副秘書長兩位，黎辛分管黨務人事，張僖分管行政。
通州人劉白羽有一種北京遺老遺少的派頭，夏天穿一身白色絲綢，戴時髦的遮陽禮帽，手裡搖一把白色折扇。開會講話時一口京腔，情緒飽滿，極富煽動性。他的講話一般內容簡練，不像周揚能一口氣脫稿講四個鐘頭。
嚴文井不大參與日常事務，聽匯報或者批閱公文通常隻談原則，不給具體意見。他愛貓，最多時傢裡養過七隻。他喜歡西洋音樂，常去琉璃廠淘唱片，傢裡有幾百張奏鳴曲和交響樂的唱片。開會時，他常偷偷給人畫肖像，好友張天翼、趙樹理經常成為他的素材。
他生性詼諧，個性外向不設防，宴請外賓時，談完正事之後喜歡講故事。長相俊美的單身漢楊朔總成為嚴文井開玩笑的對象，如果席間坐著日本作傢，他就會請人給楊朔介紹日本女孩做妻子，總是弄得楊朔很尷尬。
在一次批鬥丁玲的會上，旁人的發言都很激烈，嚴文井卻站起來說：“陳明配不上丁玲。”招致哄堂大笑，批判也進行不下去瞭。
38歲就當上作協秘書長的郭小川年輕時髦，上班經常穿灰色西裝，系紅領帶。他性格開朗天真，幾乎和任何人都能一見如故。雖然不用坐班，但他基本上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來作協。
負責外事工作的楊朔是林紹綱的直接領導，林紹綱各軍營單位抽肥經常去楊朔傢請示匯報。
楊朔住在一所狹窄的平房裡，這是他用稿費買的，格局不好，光線很暗。他終身未婚，和弟弟一傢住在這裡，自己的生活由一位保姆照顧。他常西裝革履，雖然也時常開開玩笑，但與人相處總有一點隔閡感。
林紹綱來時，楊朔會匆匆收起寫字桌上的書刊和稿紙，寒暄幾句，習慣性地說起近來睡眠不好，頭疼，離不開安眠藥。聽匯報時，他有時走神，眼睛發直，邊點頭邊嗯嗯。他的工作壓力很大，失眠和神經衰弱影響到瞭他的創作。他的字一個一個圓圓的，該短的筆劃拉得很長，該長的筆劃又寫得很短，很難辨認。每次看他的批閱，林紹綱都有點頭疼。
1961年，中國作傢代表團訪問日本。前排：楊朔（左）、巴金（右）；後排：劉德有（中）。圖/受訪者提供
作協的外事
作協設有創作委員會、外國文學委員會、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學部、文學基金全委會等機構，還編輯出版《文藝報》《人民文學》《新觀察》《文藝學習》《文學遺產》《譯文》《中國文學》（英文版）等刊物。外國文學委員會（簡稱“外委會”）的職責是與國外作傢進行聯絡和交往，向國外推介作品，開展“民間外交”。
外委會主任為蕭三，副主任楊朔、陳白塵。林紹綱擔任辦公室副主任，手下有十多位精通各種小語種的職員。
1958年後，亞非作傢在國際上活躍起來。根據亞非作傢常設事務局的要求，成立瞭中國作傢聯絡委員會，茅盾擔任主席，劉白羽擔任副主席，楊朔任秘書長。
每次外國作傢來訪，都由外委會負責安排，邀請與來訪者身份地位和作品知名度相當的國內作傢會見。
茅盾、嚴文井、巴金、冰心、葉君健都是外事活動的常客。很多小說傢口才一般，不善於應付外事場合，外委會通常不敢邀請。姚雪垠是個例外，他參與外事活動靈活得體，比較活躍。
當時外國作傢經常點名求見趙樹理，但林紹綱邀請他時總是被拒絕。一次，他終於答應瞭，穿著佈鞋、胡子拉碴地隨團出訪，住賓館非硬板床不睡，隻好讓他鎖上門睡地板。別人在臺上講話，他不愛聽瞭就去洗手抽煙，邊哼哼山西上黨梆子。看晚會總是睡著，甚至打起呼嚕。
林紹綱近百次陪同作協副主席巴金參加活動。巴金說話聲音不大，發言稿多是親自起草。他從來不領工資，一直靠稿費生活，在作傢中幾乎獨一無二。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凡是外國尤其是日本作傢代表團來訪，作協也會邀請國務院外事辦負責人廖承志會見或參加宴請。
去國外出訪，名單由作協領導提出。
“劉白羽當時在作協幾乎說一不二。巴金和劉白羽一同出訪，雖然巴金是代表團團長，但也會聽劉白羽的。”林紹綱說。
外委會也會對名單提出建議。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蘇激烈論戰，文藝界來往也帶有濃厚的火藥味，所以選派作傢以政治性為第一考慮。外委會一致認為，詩人李季和陜西作傢王汶石是最合適的人選。
每次出訪，林紹綱要組織人員為代表團成員訂做西裝和中山裝、準備發言稿等。按照楊朔要求，代表團出訪期間，他總是留在國內負責後勤。直到1979年，才有機會第一次隨團出國。
推介作品主要由外委會主辦的《中國文學》雜志（英文版）來承擔，外委會將國內的優秀作品翻譯成英文，發行到亞、非、東歐國傢。雜志由茅盾掛名主編，副主編葉君健具體負責。
精通十幾門外語的葉君健在中國對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出國訪問時，他通常是代表團中的“高參”。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直到90年代，他在北海後門邊的傢都是接待文化界外賓的點，時間久瞭，工作人員都習慣稱這裡為“外交小院”。除瞭“文革”期間受到過影響，這個小院近半個世紀都是熱鬧的。
每年，作協還會主辦“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動。紀念泰戈爾那次，因為作傢中很少有人熟悉泰戈爾，林紹綱和同事專門去找瞭研究泰戈爾的專傢，分析他的生平和作品，寫出報告和發言稿。
丁陳事件
但作協絕非安靜的書齋。
“不堪回首。改革開放前，政治鬥爭幾乎沒斷過，而作協往往首當其沖。一旦政治鬥爭來瞭，隻能服從。”林紹綱說。
林紹綱到作協時，正趕上丁玲和陳企霞分別提出書面申訴，要求對1955年的“丁陳反黨小集團”結論給予復查。
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決定成立研究組。楊雨民、阮章競、康濯、嚴文井、葛洛、黎辛、張僖組成“作協七人小組”，負責具體調查，後改為劉白羽、楊雨民、張海組成的三人小組。調查組下設辦公室，由丁寧負責，抽調瞭林紹綱等五人做具體工作。
辦公室將16次批判會的發言稿打印出來，分發原發言者，逐個面談。共約談瞭133位作傢，其中丁玲問題70人，陳企霞問題63人。談話記錄豎排打印在16開紙上，摞起來有近半米高。
林紹綱負責約談康濯、嚴文井、阮章競、袁靜等人。在他的印象中，被約談者都對當時的批判感到沉重。
無論是個別談話，還是在修正後的書面發言稿中，絕大多數人都將“反黨集團”“一股反黨逆流”“宗派小集團”等字句抹去瞭，取代以緩和的字眼。最後得出結論，“反黨小集團”不能成立。
寫書面結論的工作推來推去，最後落到瞭郭小川頭上。他歷時三月，數易其稿。結論寫道：“（丁陳）某些時候和有些問題上形成瞭一種宗派性質的結合，向黨鬧獨立性。他們這種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結論在作協黨組會上通過，經中宣部審閱同意，送丁玲、陳企霞征求意見。
1957年6月6日，丁玲和陳企霞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被摘帽。
周揚和劉白羽在講話中表示，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對揭發材料沒有核查清楚就向中央寫報告，不慎重。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周揚表示承擔責任。
會上，丁玲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則稱這是“政治迫害”。會議出現僵局，隻能暫時休會。
沒想到，休會期間，整風形勢又發生瞭變化。
195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一輛小轎車把林紹綱接到東總佈胡同22號，接上劉白羽後，駛往天津。
天津作協分會主席方紀安排瞭一個小會。會上，在不斷追問下，一位天津女作傢“交代瞭與陳企霞的不正當關系”以及陳企霞和丁玲的某些政治言論。
由此，批判升級。一本《南唐二主詞校訂》被說成陳企霞和天津女作傢秘密聯絡的暗號，又說丁玲準備在即將召開的文代會上“公然宣佈退出作協”。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李又然、羅烽、白朗7人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定為右派。
各部門提交瞭右派名單，由作協黨組討論。
評論傢黃秋耘寫瞭很多當時看來完全夠右派資格的文章，林紹綱至今記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裡》，文辭嚴厲。 但邵荃麟是黃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時期的老領導，對他知根知底，黨組會上將他力保瞭下來，隻做留黨察看。
《人民日報》頭版文章《北大在鬧事》的兩位作者朱行和黃沙也在名單上。郭小川說，朱行隻有24歲，就不要劃瞭。朱行因此被保瞭下來。
最後，作協有30多人被劃為右派，占比約10%，超額完成。“文藝界從三十年代起就存在宗派鬥爭，一直延續到反右時期。”林紹綱說。
風口浪尖上，馮牧被調來作協擔任文藝報副主編。他培養的很多作傢都成瞭右派，但他幸運地躲瞭過去。林紹綱也很擔心自己被戴上帽子，幸而過關。
1959年，反右傾開始，作協黨組秘密批判趙樹理和郭小川。後來，林紹綱聽郭小川說：“批判趙樹理才好玩兒呢，你說一句，他說十句，翻著他那個筆記本說得有理有據，誰也說不過他，咋辦，主持人隻能宣佈散會。”
苦中作樂
雖然作協總是風浪不斷，但生活待遇一直很高，即便在三年困難時期也一樣。
1961年初春，突患肝炎的林紹綱被安排到八大處休養。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夫婦、文學評論傢侯金鏡也在此休養。一日三餐，同桌進餐。夥食很好，早餐有牛奶和雞蛋。作傢們每天上午讀書寫作，下午自由活動，散步聊天。
幽默又有些口吃的侯金鏡提醒過林紹綱，但他還是在一天下午散步時被邵荃麟“逮著”瞭。得知林紹綱正在看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邵荃麟就站在小山坡上操著難懂的浙江口音跟他說瞭半天巴爾紮克。
邵荃麟從不發脾氣，但是也極少開懷大笑，從早到晚煙不離手，每天無休止地各級學校抽化糞池讀書寫作。他每天要吸三包大中華。困難時期，作協秘書長張僖通過外事渠道每個月給他搞來9條煙，其中一半是自行燃滅的。
在八大處待瞭不到半個月，林紹綱就接到楊朔的電話，催他回來一起籌備“亞非作傢東京緊急會議”，隻能匆匆趕回去上班。
1961年，中國派出瞭龐大的作傢代表團出席這次會議。團長巴金，副團長冰心和劉白羽，沙汀、楊朔、李季、葉君健等為團員。
這次會議後不久，楊朔因與作協主要領導難以合作，1962年初離開瞭作協，調到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工作。
此前不久，郭小川也調離瞭作協，去《人民日報》做高級記者。
這期間，林紹綱的傢搬進瞭王府大街黃土崗胡同13號作協宿舍大院。他的住處是三間東廂房，房間雖小，但花磚鋪地，很有氣派。《文藝報》副主編馮牧則搬進瞭西廂房，與他傢遙遙相對。
院裡住著十多戶人傢，基本上都是作協的工作人員或者駐會作傢。此前，郭小川、李季都在這裡住過。13號院的東院是《詩刊》編輯部，主編臧克傢和副主編阮章競、徐遲、葛洛是這裡的常客，吟詩論道的聲音充斥著整個院子。
馮牧最為好客，尤其喜歡聰明的少年。他傢裡一天到晚人流不斷，周巍峙、賀敬之、張光年等常來做客。他很愛聊天，茶前飯後愛站在院裡，無論老少都能和他聊到一起，而且一聊起來就沒完，直到傢人喊吃飯瞭才散。
1964年3月，文聯和作協開始整風。秋天，社會上已經開始批判“三傢村”，作協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趙樹理的“中間人物論”。
批判告一段落後，邵荃麟調離瞭中國作協，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當所長。劉白羽接任作協黨組書記，嚴文井擔任黨組副書記。兩人經常在黨組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互相拍桌子。
兩年後，“文革”開始，作協被砸爛，東總佈22號院也被北京市的機關接管。冰心、臧克傢、張天翼、張光年、陳白塵、李季等人被關進牛棚，經常被送到13號院勞動，運傢具、搞衛生。
邵荃麟被隔離，香煙盒被沒收。煙癮上來時，他就躺在床上，雙目緊閉，眉頭緊皺，右手食指和中指作夾煙狀，“吸吮”一口，接著又作彈煙狀。
1966年，林紹綱有一次去臺基廠的對外友協，碰見正在辦公樓一層打掃廁所的楊朔。他雙頰微紅，面露尷尬地對林紹綱說：“他們說我裡通外國，真是無中生有。”第二年，林紹綱又在一個外事場合碰到瞭楊朔，知道他被解放允許參加一些活動，彼此都很高興。
沒想到，這是他們的最後一面。1968年夏天，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作協辦公的中國文聯大樓門前的墻上貼出大字報：“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朔。”兩天後，林紹綱聽說楊朔自殺身亡。
老作傢遠去
1969年國慶節前，作協全體180餘人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此前調離作協的陳白塵、郭小川等人也被帶回接受批判勞改。作協被編為第五連，作協黨組成員李季擔任連長。
幹校宿舍經常變動，林紹綱和郭小川曾同住一個房間。郭小川年過半百，神經衰弱，有肝病，每晚臨睡前都要吞一大把紅的黃的藥片，然後點一支煙，鉆進被窩。林紹綱經常聽到他用手拍打被子、彈煙灰，嘴裡念叨：“糟瞭，又燒瞭個窟窿。”
有兩三次，林紹綱在夜裡醒來，看見郭小川坐在床邊的小板凳上，趴在床沿，頭鉆進被子一角，左手拿著手電筒，右手寫東西。
陳白塵白天湖中放鴨，晚上守夜值班，一聽到狗叫響動，就喊一句：“有守夜人在此，休得無禮！”
林紹綱跟著收音機自學後負責教唱“革命樣板戲”唱段，教的學的都無奈地對付，久患肺氣腫的馮牧卻是行傢，有時會指出他教唱的不足。
清查“五一六分子”時，55歲的嚴文井夜裡偷偷把一塊熟的狗肉和饅頭塞給挨整的閻綱，閻綱感動得直流眼淚。
侯金鏡被安排在蔬菜班。這在幹校本算輕活，但1971年夏天幹旱，需每天澆地。40多度的氣溫下，患有高血壓的侯金鏡連挑瞭20多天的水，身子又黑又瘦，不久後突發腦溢血去世，年僅51歲，是唯一一個在咸寧幹校殉職的作傢。
1974年12月，咸寧幹校撤銷，人員被安置到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但很多人沒等到那天。趙樹理1970年被迫害致死，邵荃麟1971年病死獄中。郭小川聽聞瞭“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卻沒來得及歡慶勝利。
1976年10月17日晚，歡欣鼓舞的郭小川臨睡前習慣性地點燃瞭香煙，卻在煙頭未熄的時候睡著，煙蒂點燃瞭棉被。57歲的他葬身火海，熏黑的手表上，指針停在瞭8點20分。
1978年，經中央批示，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正式恢復。林紹綱被負責籌備的秘書長張僖從北京圖書館要瞭回來，進入新成立的作協對外聯絡部。不久後，對外聯絡部設歐美和亞非分部，林紹綱分管亞非部。
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中國作傢代表團1979年5月訪問瞭日本，周揚為團長。林紹綱第一次得以隨團出訪。
這是他首次社區公寓大廈抽肥和周揚近距離接觸。每次吃中餐，周揚的夫人蘇靈揚都要親自給他佈菜，嘴裡念叨著，這個能吃，那個不能吃；肉絲炒韭菜不能吃，吃瞭會拉肚子。
時任作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馮牧也在代表團中。這也是他第一次出國訪問。此前，他一直被視作右傾，且傢庭社會關系復雜。這次出訪，被認為是一種平反。
“文革”中受到批判的劉白羽1978年獲平反，回到軍隊擔任瞭總政文化部部長。80年代初，作協的一些外事活動也常邀請他參加。他變得很謙虛，不見瞭過去居高臨下的官氣，平易近人瞭很多，林紹綱和他相處得很融洽。
葉君健仍然活躍在外事領域，出訪瞭一百多個國傢和地區。首都機場的員工很多都認識他瞭，因為經常看到這位白發老人出入。
1991年，林紹綱退休。那時，在世的“文革”前的老作傢已經屈指可數瞭。
現在，90歲的林紹綱很少出門瞭。過去幾年，每次經過東總佈胡同22號，他都很想進去看一看，但大門緊鎖，一直未能如願。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責任編輯：張玉
新浪新聞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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